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2019跑狗图高清彩图 > 指数变迁 >

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后果(从历史学角度)

归档日期:08-21       文本归类:指数变迁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自然环境从地质时代经过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至现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日黄土高原童山秃秃,林草稀少,沟壑多布,侵蚀冲刷严重,出现许多人地矛盾,成为中国二十多个贫困地区之一,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坏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清楚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后果,面对现实,制订相关政策,为当前这一地区的治理服务。

  一、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最大恶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新石器时代,泾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种动物栖息其间,这从今天泾洛流域数以千百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足可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人们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围开垦,对侵蚀冲刷影响不大。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已不仅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经营,就是生态环境脆弱之地,秦汉时已出现大规模地开垦高潮,陇东、陕北就是其中代表。随后虽然东汉以后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地区多以游牧民族为主,但农业在一些小的地区仍有经营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陇东、陕北每县就有上万户,陇东、陕北人口达12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西汉。唐天宝时陇东陕北人口近百万。陕北洛水流域近31万人口,是西汉时的近2倍。宋金在陇东、陕北更是驻有大量军队,人口激增。以后各代,这一地区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时,虽人口较明初有所

  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减少,但仍达近60万,加上逃户,亦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加上沿边驻有延绥、固原镇兵,人口亦当超过百万。“土人耕牧,锄山为田”,开荒耕坡,“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清乾嘉时这一带人口达285万人之多。虽然陕北仅44万人,但开荒已至山坡险岭,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过(详后)。一般情况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0.2—0.3顷。陕北、陇东自然还要多些。这样伐林垦荒,带来的结果只能使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农垦之外,历代在泾洛上游曾置有牧马苑,牧马啃食草根,苑田种植苜蓿或粮食,过度地放牧也会破坏当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过不如垦荒带来的后果严重罢了。一般人对黄土高原垦荒带来的后果认识还不是那样清楚。据调查和推算,黄土高原在有森林覆盖的条件下,土壤年侵蚀模数很小,只有100—200吨/平方公里,而毁林开荒,其年侵蚀模数可达10000—20000吨/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陇东庆阳、平凉,再加上陇西的定西地区,有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以梁状为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年侵蚀模数在8000吨/平方公里左右①。泾水上游侵蚀模数最强烈,年侵蚀模数可达1万吨/平方公里左右。环县北部丘陵沟壑区年侵蚀模数7769吨/平方公里,庆阳北部丘陵沟壑区7412吨/平方公里,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5746吨/平方公里。而黄龙山、子午岭、关山(六盘山脉)土石山地森林区年侵蚀模数分别是238吨/平方公里、500吨/平方公里、800吨/平方公里②。其间森林起到的作用还是巨大的。陇东陕北间子午岭,在同治回民起义前,垦殖指数高达25%—30%,其侵蚀强度相当于现在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8000—10000吨/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了。而今,泾洛流域水土侵蚀仍然十分严重。陇东、陕北大部分市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以上,环县、庆阳、镇原、泾川竟占到100%,而森林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57.75%)、富县(42.05%)、黄陵(48.36%)、黄龙

  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18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③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49.14%),水土流失所占总土地面积稍低。陕北历史上人口密度少,开发程度远较陇东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陇东严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没有泾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带,长武(92.97%)、彬县(93.84%)、旬邑(84.27%)、淳化(91.60%)、白水(91.63%)等,水土流失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县,今水土流失面积1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3%。这里耕地面积较大,占垦殖指数25.6%,耕地中夏粮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后农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发生面蚀和沟蚀;沟头延伸,沟道深切,沟坡变陡,又引起土体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朱牛乡的月合沟在1923—1955年的32年间,沟头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7米),沟床被切深8.6米,沟道加宽15.4米,共损失塬面耕地19.2亩,流失土壤77.6万立方米。这样的沟壑在黄土高原地区不胜枚举。沟壑的增多,沟道面积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泾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沟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乡沟道面积已达48.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陡坡又占沟道面积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沟壑之多,面积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层土被冲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据统计,被冲刷的土壤中,每吨约含氮肥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黄土高原每年要损失肥分5000万吨,比黄土高原农业年施化肥量多好几倍③。历史时期,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毁林开荒,轮荒乱垦,使宋时陇东陕北“腴田”、“肥田”后皆成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传的这样俗语:“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当地应是富庶;而清咸丰时,保安(今志丹)“瘠贫之区,水土最劣,以耕稼则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恶果已显露出来。

  ①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重点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泾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带来的更大灾难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频增。今黄河泥沙含量已多达16亿吨,其中陕西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占到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畅,易发生河患。今黄河下游成为“悬河”,正是历史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而黄河下游洪水灾害不断,其根源正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历史上黄河下游大约有1575次洪水灾害(包括溢、决、改道),其中先秦时仅发生过7次漫溢,1次改道。西汉时,黄河下游发生3次漫溢,7次决口,2次改道,共发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汉时由于在包括泾洛上游的黄土高原屯垦,发展农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随之增多。东汉以后至隋的五百年间,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这与黄土高原地区多以畜牧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有关。唐和五代时,黄河河患增多,与唐五代时变牧为农有关①。宋金元时期黄河河患远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别发生6.5、5.5、27.3次。元时记载人口虽少,但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数字。明代共发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16.4次。清代发生485次,平均每10年发生17.9次。民国发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41.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这无疑与人口增多,开垦荒坡沟地,水土流失加重有关。其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

  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页。

  二、引起泾洛流域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泾洛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人们在这里发展农牧业,大力垦田,轮作荒田。特别是秦汉时移民屯垦,使这一流域农田栽培植被面积扩大。唐宋金时期,这里为边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积大增,森林大为减少。明清民国时期,泾洛流域森林遭到彻底破坏。森林破坏,农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这里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原来森林被覆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侵蚀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人为干预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无节制地破坏自然,使这一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发生频率增加。虽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但灾害日益增多的态势已十分明了。将历史上泾洛流域发生的旱涝、雹灾、霜冻、蝗灾、风沙、地震以及饥荒等灾害作一综合对比可以发现,泾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上半叶、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出现6次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常常相伴发生,甚至一年中几种灾害并行,旱涝、旱蝗、旱雹、旱震、旱与风沙等灾相互联系,这些大灾多相连发生,增加了灾害的危害性。大灾之后,又常出现瘟疫、饥荒,这在明清民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6大灾期中,第一灾害多发期发生28次大旱,5次洪涝。第二灾害多发期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发生17次旱灾,8次雨涝。唐代旱灾年达110次,涝灾65次(其中旱涝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冻48次,蝗灾(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灾害多发期为北宋初期,时间不足五六十年,却发生旱灾20次,雨涝12次,蝗灾9次,雹灾霜冻也发生不少。第四灾害多发期为元代,旱灾25次,涝灾10次,蝗灾7次,雹灾12次,虽第三、四灾害期发生次数不如第二灾害期,但其发生频率仍十分频繁。明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增多,土壤瘠薄,陇东陕北农业难有太大起色,自然环境恶化的兆头已经显露出来。明至1949年泾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灾期,3次大涝期。这些旱涝灾害常常是毁灭性的。如万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尸枕藉。万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陕北延安“饥民多死亡”,陇东各县大饥。天启崇祯大旱期(1627—1631年),麦苗尽枯,饥荒尤甚,人死过半,导致了明末大起义。崇祯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绪初(1877—1878年)、光绪末(1899—1901年)、民国(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气候原因外,明、清、民国泾洛流域少被覆,易发生干旱。明代泾洛流域有63次雹灾记录,清代泾洛流域雹灾记录达247次,而民国则是年年有雹灾记录。霜雪冻灾明代有52次,清代、民国有148次。虽存有记录的失误,但清代、民国霜雪冻灾应高于明代。明代泾洛流域蝗灾达45次,清代26次,民国11次,如此等等。由于泾洛流域大部分地区仰于天泽,灾害发生的多少无疑影响收成的丰歉。水旱之外,泾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灾也容易导致饥荒出现。上游陇东、陕北出现饥荒的次数和规模远多于下游关中,与上游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恶劣有关。明以前泾洛流域饥荒出现的次数少。唐代,关中饥荒出现49次。宋代,泾洛流域发生16次饥荒。金代饥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泾洛流域共出现123次饥荒,全流域的饥荒45次,泾洛下游饥荒28次,上游陇东达30次,陕北洛水上游达20次。清代饥荒发生次数更加频繁,共有167次饥荒,全流域饥荒7次,泾洛下游45次,陇东97次,陕北18次(统计数字不全面)。虽危害程度较明代小,但发生频率无疑是历代最高的。饥荒的出现除了人为原因外,大多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清泾洛流域自然灾害增多,尤以陇东、陕北发生频繁,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正是明清在泾洛上游锄山为田,开山至顶,肆意毁林开荒,使垦田数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亦增大,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灾害增多,饥荒频增,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不仅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坏,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蚀,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变化大,暴涨暴落。唐时洛水、华池水等流域经过农业开垦,林木减少,洪水时“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水土流失较大,而像苇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荡漾,与洛水、华池水等还是有区别的,这里侵蚀较弱。清代,葫芦河(即华池水)流域的子午岭林区还未遭到破坏,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浊显而易见。上述元时灵台的达溪河也还清澈,到清时也已浊浪滚滚。明嘉靖时称今汭水还较泾水清澈,今情况虽然仍是汭清泾浊,但汭水已开始变混浊,上游华亭、崇信一带林木减少,农田多辟。历史上称作黑水的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罗河等)今已难窥其原貌,多已变浑。原来称作宁江的九陵川,清时水色澄碧,今也已变浑浊。不胜枚举的事例足以证明,河流多已变浑,清流已少见。

  由于森林被覆减少,河流冬枯夏涨、暴涨暴落特点异常显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时仅“水深二三尺,面阔七八丈”,可涉足而过,而夏季暴涨时,河川“一望无涯,浪高一二丈”。泾水流域亦是同样。崇信县各河“旱则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则汹涌奔腾”,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漫无抑制”,洪涸特征十分明显。暴涨暴落,河患日益增加。历史上泾水支流在平凉、泾川、灵台、镇原、庆阳、环县、宁州、正宁、合水、邠州等县城旁都发生过河患。而且,河道泛滥亦趋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黄陵、同州发生过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断地内缩,就是受历史上洛水数十次泛滥的影响。就连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时常常为患,平凉城东的浚谷水、泾川的古泾州城和今城外的诸沟水等等皆是如此。

  河水含沙量大,暴涨暴落,泛滥不断,自然难以航行。西周时,泾水已有航运。此后,“泾河水急石多,深浅不一,商船不致往来”。明清虽曾有试航之举,但由于泾水水浅石多,难以行舟。洛水亦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泾洛两河难于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泾洛流域水文状况恶化。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还使这一流域水资源枯竭,水利工程难以实施,人们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出现水荒。人们原来居于原上,随着河流的下切,水源远在深谷之中,往来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汤寨、凤川寨等宋金时的军寨,虽然修建时就建于高处,以利军事需要;但仍考虑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饮用之便。随着河流下切,饮水已成为军寨生存的主要问题。其后这些军寨大多废弃,除军事原因外,饮水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泾洛上游居民多向川谷泉池边迁徙,就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宁州城居马莲水、城北河、九龙水之交,而明时,城“内乏井泉”,与数百年来河流下切有关。类似情形在庆阳等处屡见不鲜。笔者去陇东、陕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个乡村,吴旗、志丹一带,有些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两旁,利用地势将雨水汇聚、沉淀,以便使用。在这里,人们把水看作异常珍贵之物,节约用水已成人们的习惯。人们饮水都如此困难,农业生产只有靠降雨来决定丰歉了。建国前,陇东、陕北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正与河道下切、难以饮用有关。今泾洛上游一带人们往往打数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为地表水难以饮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泾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与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难以满足灌溉需要有关。

  泾洛流域河流泥沙较多,河患频繁,还使泾洛下游诸湖面积缩小或消失,流域内诸泉湮废。除气候原因外,还因森林减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泽。泾洛下游的阳华(华泽、赤岸泽等)及其他诸湖的湮废就是如此。甚至黄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泽的消失,也是包括泾洛流域在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泥沙淤积的结果。

  四、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变化,使这一流域土壤承载力低,三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亩产降低,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黄土高原贫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林木减少,地表裸露。明时,陇东“山无木兮山顶秃”,“山头但有农驱犊”,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种菽①。清时,陇东土壤“瘠硗”,沟坡之苗多仰天泽,稼穑难成②。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由于人们长期的垦殖开发,致使原来开垦时还较肥沃的土地,开垦二三年后被迫撂荒,自然肥力尽失。这在陇东、陕北各州县都是如此。不断地撂荒轮耕,不断地去开垦新的土地,使泾洛流域农业一方面垦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也随之扩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人民仍然贫困不堪。洛川l县一带民众就流传这样的俗语:“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人们不管收获,“有牛没牛尽管种”③。虽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却寥寥无几。正如咸丰时保安县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风沙”,“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年总有九年穷”④。原来是“牛羊山,米粮川”的保安,土地承载力大大降低,已难与昔日相比。道光时卢坤所作《秦疆治略》,几乎陕北和渭北旱塬各州县都是“地瘠民贫”。其实,陇东一带“原以土质肥沃,农产富裕”,故历史时期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较洛水流域大。加之这里原面较陕北一带大,自然条件优越,故历代开垦多所致力。由于滥垦滥伐,“垦殖无方”,只知扩大耕地面积,撂荒轮作,粗放式经营,“致使土地利用失调”,表层耕土“受雨水冲蚀而流走”,“良田败坏,沟壑纵横。耕田面积日渐支碎”。虽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农业单产降低,经济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与草原,今为“不毛之沙漠”⑤。随着建国后这一地区人口的膨胀,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地粮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走原来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农业终是恶性循环。传统的粗放农业是今日这一地区积贫积穷的重要原因。

  泾洛流域森林草原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但使土壤承载力降低,粮食亩产减少,而且使这一地区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燃料、饲料、肥料等三料出现短缺。长期以来,泾洛上游以林木、树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杆为燃料,树木烧光,就去刨树根。树根、秸杆烧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烧牛马粪。这样,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计难以维持。宁夏、固原地区就是三料严重断缺之地①。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开荒种田,特别是建国后人口剧增,大量烧柴用材,使这里的子午岭林区的森林和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到80年代初,除东部几乡在子午岭深林区外,其余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林可砍,无荒可垦。相应地,水土流失加重。柔远河在上世纪60年代输沙量401.7万吨,70年代增加到456.3万吨。同时,全县大小7700余条沟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条干枯②。农业降产,薪材短缺,饲料、肥料亦成问题,自然环境已恶化。

  历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们耕垦的作用,泾洛上游形成沟谷坡地的黄绵土及原地的黑垆土,前者肥力瘠薄,后者成为黄土高原较优良的土壤。而关中受人类长期耕垦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响到农业生产。关中由于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虽经自然和人类长期作用,但自然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较陇东陕北轻,自然灾害也远较陇东陕北少。有些还因人类的参与,而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前言关中出现的塿土,盐碱地改良自然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关中泾洛下游森林减少,湖陂大多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滨河一带,砾石、沙子多随洪流而淤积散布,洪潦成灾,原来的“淤田”已变成了“淤沙”。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北山旱塬一带地形破碎,“地瘠民贫”,农业生产环境亦受到很大影响。沙苑自然环境恶化,水草减少,湖泉干枯,已多出现风沙和沙徙现象,屯垦田地多为风沙侵占。可见,泾洛下游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

  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给这一流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不良的如盐碱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填土、黑垆土等。历史上关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国”的美誉,对粮食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毁林垦荒,滥垦滥殖,纵火烧山,锄山为田,使泾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泽等都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同时,由于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尤以旱灾最易发生,自然环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频仍,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浑浊不堪,难于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废,人们生产、生活用水已成问题。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单产降低,广种薄收,土壤承载力降低,燃料短缺等,农业陷入恶性循环,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使包括泾洛上游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成为中国现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

  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

  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

  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

  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

  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

  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

  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

  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

  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

  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

  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

  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

  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

  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

  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

  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

  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期)。

  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本文链接:http://muangphet.com/zhishubianqian/6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