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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纳入评价体系 体现中央执政观变迁

归档日期:06-28       文本归类:指数变迁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全国人大代表孙清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幸福指数”这个新鲜名词才一年,就把它变成了整个西安的热门话题,今年初西安市“两会”期间,孙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排在上海前面。”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孙清云说,过去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语,按政府的想法做事,现在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看老百姓是不是“称心如意”。让老百姓称心如意,就得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在他看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一个GDP指标还远远不够,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不足,用以标示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章指出,有西安这样“前卫”做法的政府已经不止一家。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也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此前还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力争成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质优的“和谐杭州”;更早还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将“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指标列入到该市的“城市文明指数”中。

  “这是一种进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孙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还未制订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但“它的意义在于发展方向的转变”,孙清云说,“我们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为真正的平民政府,将工作做得更深,更细,细到老百姓的心里。”没人能改变他人的内心,但至少能为他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数”的出发点,也是“十一五“规划突出民生主题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转折。

  王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随之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2005年,中央开始实行和将陆续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调整土地征用价格;积极扩大就业,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试点;制止教育乱收费;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继续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进非公企业的工会建设;加强反腐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审计监督;严格税收监管,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等等。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指出,这些关系民生、民计、民权、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认为,中央的执政理念正在进行转变,并且转变非常明显。“政府的行动将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条件。”(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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