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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天地玄黄知识人何去何从?

归档日期:06-11       文本归类:知识源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48年,和的内战还在进行,尽管此时败象已露,但依然报着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不久之后蒋介石还要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虎”,试图扭转之腐败和国民政府脆弱的经济。在其元旦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发出石破天惊之语:“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真刀真枪作战的战争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也正打着没有硝烟的争斗:一场文艺之争正在上演。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明确指出了对于中国来说,文艺的作用是什么,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是什么,文艺作品应该服从于什么。

  而在1948年1月1日同一天出版的《野草》丛刊当中,郭沫若要求知识分子要“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尾巴。”对文艺路线的拥护可以说旗帜鲜明。当然,以他个人此后的经历来看,他也称得上是文艺路线的坚定践行者。紧接着在3月份,在香港出版了名为《大众文艺丛刊》的第1辑《新文艺的方向》,一众左翼作家擂鼓竖旗,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引,慷慨陈词,挥斥方遒,提出了“写什么”、“怎么写”以及“由谁来写”的问题。钱理群对此举意图有清晰地总结:(是)要从根本上划清无产阶级及其文学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文学之间的严格界限;由此所要传达的信息也是明白无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知识分子要想在新的无产阶级的时代继续写作,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无论是写工人、农民,还是写知识者自身,都只会是歪曲。

  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不为无产阶级说话,自然就是为资产阶级说话。如果以为在这个区别中还有些狭小的空间允许作家保留一些个人的东西,那就只能被视为一种天真了。

  其实,当年同在延安的萧军,在亲眼看到王实味的下场的瞬间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也应该为自己在文艺座谈会上冲动任性的行为感到后怕。然而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么“聪明”,并从这一年开始品尝自己酿下的苦酒。

  不过我们还是先把目光调转,不妨看看这一年中国诗坛的斗争。为什么钱理群先生要用单独的一章来说诗歌运动?因为在当时,诗歌在文艺事业当中的重要性远不是今天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中国的诗人们和诗歌读者们诗歌欲望的旺盛也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够想象的。况且,诗歌作为最文学化的一种文体,似乎可以和现实政治拉开最远的距离。但在1948年,正如中国军队掀起反攻高潮一样,中国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统领下的诗人们,也开始向那些拒绝改变阶级立场的诗人们发起炮击。

  面对“诗歌统帅们”的步步紧逼,小资产阶级诗人们发出哀叹:大家在争取民主,在这中(它应该不是仅属于某一阶层或某个集团的运动吧),我们起码也该让一个写诗的人有他抒发自己感情的“民主”……为我们《诗创造》写诗的作者们和编者一样是生活在这个窒息的地方,黑色的翅膀时时都在我们旁边闪动着。还能够呐喊、能够呼号的,我们当向他们学习;在挣扎痛苦之余发出一点“呻吟”,或有时为了烦恼和忧患发出一点“低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编者固希求着“鼓声”和“号角”,但得不着时让读者来听听这“呻吟”和“低唱”,我们想,这也不致就会把读者带入地狱吧。

  回到萧军,王实味在延安受到严厉批判,萧军在参加批斗王实味的会议后宣布这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么一来就让自己成为了“破坏批判大会”的坏分子。在后来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的言论再次遭到了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驳斥。大会主席吴玉章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多做自我批评吧!”萧军听后大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话音未落,丁玲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军听完大怒:“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说完便拂袖而去。

  若不是萧军确实和有私人关系,恐怕他这次不可能安然过关。的回忆录中曾经写过这么一则故事:“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精神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但萧军没有真正吸取延安时期的教训,到了1948年,他终于遭到打击。当年8月,萧军主编的《文化报》和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爆发论战。面对《生活报》报头上画出的一只“铁拳”,萧军问到:你们是不是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那么对萧军的具体批评是什么呢?在东北文艺协会的《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写到:我们认为:所谓与批评自由,是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凡发表对人民有益无害的言论和批评,都应当有自由,如果某种言论和所谓“批评”直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萧军所发表的反动言论,则不应有自由。

  但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这段文字后马上指出的:这一前提恰恰颇为可疑,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的尺度,这是一个非法律的、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性质的标准,对它的解释具有巨大的弹性和主观性,任何掌权者都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所蕴含的“我说你有罪(违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逻辑,剥夺任何异己者的。可以为证的正是,1948年批判萧军的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在20年后的“”中也被同一逻辑推上审判台。

  其实何止刘芝明,那个称萧军是“九牛一毛”的丁玲的结局又怎么样?1948年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她可谓春风得意。不也是很快被认为阶级立场转变不彻底,被划入另册,并开始自己漫长的自我改造的过程?那胡风就更不行了。如果说丁玲是主观上接受新的文艺理论,并且主动作为,只是由于个别原因导致自己成为敌人的话。那么胡风依然想让自己的文艺创作继续走在“五四”的轨道上的想法只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哪怕他自己认为对是拥护的。但有什么用呢?周扬批评胡风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包括胡风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抽象地看党”,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与服从党员个人,党的领导权威是建立在层层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基础之上。

  我们看到,萧军、胡风、丁玲,三位不同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但又似乎结局相同的命运。

  但这还不是全部,朱自清、沈从文、胡适、梁实秋、叶圣陶……不同的知识分子在1948年国家命运的转折点,都各自要为自己做出命运的选择。今人回首,那真是天地玄黄之乱世。

  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不论如何,一个新的国家、新的世界要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理论将不再只是理论。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要望向何方?这个一个我们必须要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会联系我们将来的一切:作品、家庭、声誉、利益、精神、肉体,以及生命。

  就好像萧军1948年对刘芝明说的那句话: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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